陈奕瑾

明德书院

2025级 历史学院

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今年8月6日至16日，我有幸加入“明德行思·中希文明互鉴”海外研学团队，与各位师友共赴一场文明寻踪之旅。对我来说，十天既短暂也充裕：希腊的文化遗产之丰厚让人目不暇接，十天转瞬而逝，意犹未尽；但我们也已经饱览经典，窥见了希腊文明的深奥一角，足以构建记忆、形成思考。

提到希腊，除了古希腊文明本身，我还回想起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与希腊的不解之缘。古希腊已经足够闻名遐迩，但拜伦在《唐璜》中的《哀希腊》一节又重新唤起了19世纪欧洲人对远古的追思以及对现实的关注。

希腊的海岛啊，希腊的海岛啊！

热情的萨福曾在那里爱过唱过，

战争与和平的技艺在那里并兴，

得洛斯升起，福玻斯跃出海波！

永恒的夏日仍把它们镀上金色，

可是除去太阳，一切都已消亡。

最终，诗人为了复活“都已消亡”的一切而献身于希腊独立事业之中。这样一个热爱希腊并受过良好古典学教育的人，自然也具备对古希腊文明的洞察。诚如他在诗中所言，在希腊，“战争与和平的技艺并兴”，希腊的历史因此既是一部战争史诗，也是一曲和平颂歌。本次研学从雅典出发，途经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重要城市与宗教圣地，最终经由德尔斐返回阿提卡半岛，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希腊如何在战争与和平的张力中，孕育出哲学、民主、戏剧和奥林匹克精神？  

通过对希腊各地的参观，我对古典时期希腊城市的空间布局建立了初步认识。由于希腊依山傍海的特点，卫城（Acropolis）与市集（Agora）的功能区分在希腊城邦中较为常见，世俗生活与神圣空间也因此分隔开来。卫城通常修建在高地，战时作为避难所，和平时期则是宗教活动的承办地。因此，最为重要的神庙、剧场基本分布于卫城。市集则是公民的日常生活所在，这里有柱廊、体育场、民居、神庙，充满商业活动的机遇，也是政治与哲学的辩论场。罗马帝国时期，城邦核心政治权力不复存在，其城市空间布局也随之变化。在公共空间方面，除了剧场的更迭与公共浴场的出现，城市中还增添了皇权崇拜的建筑元素，雅典的罗马与奥古斯都神庙和哈德良拱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外，罗马人与受到罗马影响的希腊上层人士注重私人空间的构建，在城市与乡村修筑了诸多具有罗马特色的别墅。

雅典古市集遗址

从古市集遥望雅典卫城

科林斯卫城远景

除了城市空间、政治结构的部分相似性以及同为亚该亚人的共性，古希腊各城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作为战争与智慧之神，其气质与雅典高度契合。雅典人从不怯于对抗亚该亚的外敌，也不吝于打压异己的城邦。在战争之外，作为提洛同盟的领导者，雅典向其他城邦征收了大量钱财以修建神庙，既获得金钱，也宣扬威名。正是如此，雅典也一度被现代学者称为事实上的“雅典帝国”。在强权的特质之外，雅典人对公共生活的重视以及哲学上的追求，在希腊诸邦中无出其右者。在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刘老师与我们共读《形而上学》；在柏拉图学园，Stasinos Stavrianeas教授向我们阐释“洞穴隐喻”并且提出问题：如果我们意识到了投影与外物的分别，并且走出了洞穴，我们是否还会选择回到洞穴，启蒙洞穴里的人们？对此，大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在理论提出者柏拉图的心中，哲人必然要回到洞穴中帮助他人，而其实现方式就是统治他人，即成为“哲人王”。但哲人并不是出于对权力的渴慕和对支配的眷恋而统治，只是出于帮助他人的必要而统治，这构成了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国”。我不由得想到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这位曾有机会逃离雅典但仍服从城邦判决而赴死的哲人。我们来到雅典的第一天就参观了据称是当年苏格拉底被关押的监狱，两个简陋狭窄的洞窟禁锢了一个高尚通透的灵魂，但并不能阻止他的哲思超越时空。在我看来，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尽管他们的理念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均植根于雅典的民主政治与公民精神，故而充满对公民群体与城邦命运的关照，进而探求真理与智慧。

研学团师生在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

作为以贸易与手工著称的城邦，科林斯不乏柔美雅致的气息。当地考古博物馆中精美的器物，呈现出商业都市的富庶与繁华。不同于雅典和科林斯，斯巴达的本色是刚毅与对强力的崇拜。坐落于伯罗奔尼撒南部拉哥尼亚平原上，斯巴达的夏季炎热酷烈，没有海洋的温柔怀抱，有的是巍峨耸峙的群山，隔绝了一切柔和的特质。斯巴达的建筑与文物遗存不多，我们只能在神庙断壁残垣前感受着一如两千多年前的燥热空气，试图在脑海中复现古斯巴达人的生活图景。斯巴达人虽然敬神，但并不热衷于此，其神庙规模不及其他城邦；在被罗马人统治之前，斯巴达人没有修筑城墙，他们高度相信自身的力量。与斯巴达的尚武气质类似的还有迈锡尼。阿特柔斯的宝库、卫城的狮子门，以及出土于此的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印证了《伊利亚特》的传奇并非空穴来风。

科林斯考古博物馆中的一组手工制品

斯巴达卫城遗址

迈锡尼卫城狮子门

如果说斯巴达和迈锡尼散发着战争的气息，那么埃比达鲁斯、奥林匹亚与德尔斐则体现出一种神圣的和平。作为治愈与戏剧的圣地，埃比达鲁斯充满了安宁和平静的力量。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圣所则见证了人们对健康的渴求，埃比达鲁斯剧场卓越的声学设计放大了戏剧震撼人心的力量。可见古希腊人不仅追求肉体的健康，也追求心灵的荡涤与洁净——这种对身心和谐的追求在奥林匹亚也得到充分体现。尽管古希腊的奥运会最初是为了祭祀宙斯而举办的宗教庆典，体育竞赛是表达敬意和获取神眷的一种方式，但其宗教性质仍未掩盖古典奥运会的人文主义意蕴。唯有身体与精神均得到了赛会的认可，个人的“卓越”（arete）才能被彰显，其能力、美德、勇气、荣耀才能得到颂扬。而奥运会期间，各城邦必须遵守的“神圣休战”（Ekecheiria），展现了竞技体育胜过战争的力量。除了体育，神谕也具有超越城邦界限的感召力。在德尔斐这个神谕与智慧的中心，皮提亚女祭司的预言影响希腊政治与城邦命运，而神庙旁的剧场和竞技场则象征精神与体魄的平衡。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卓越的人不仅受到旁人的崇敬，也会受到诸神的喜爱。

埃比达鲁斯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圣所遗址

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遗址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遗址

古希腊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体现了战争与和平的永恒辩证：古希腊文明既诞生于特洛伊战争、希波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与认可，又在和平与哲思中不断丰富内涵。从雅典的民主实验到斯巴达的军事纪律，从埃比达鲁斯的治愈艺术到奥林匹亚的竞技精神，希腊人始终在冲突与和谐之间寻找平衡。今天的我们，仍可从这些遗迹中汲取智慧：真正的文明，既需要捍卫自由的勇气，也需要追求和谐的智慧。

除了古典城邦文化之外，基督教文化也在希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科林斯古城。在出行前，我并不了解《新约》中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下文简称《前书》《后书》）与科林斯的直接联系，直到听到当地向导的讲解，加之自行查找资料，终于理清了这段往事（“哥林多”即是“科林斯”的另一个译名）。

根据《使徒行传》记载，在公元50年左右，圣徒保罗在其第二次传教时首次来到罗马帝国治下的科林斯城，在此居住并传道一年有余，建立了科林斯教会，成为保罗传教生涯的一大胜利。随后，尽管保罗离开科林斯并继续前往其他地区传教，他仍密切关注科林斯教会的发展与存续。保罗在以弗所传教时，听闻科林斯教会内部出现了派系纷争、道德问题与教义困惑，加之他也收到科林斯教会来信求教，故而针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复与教导，是为《前书》。随后，保罗再度造访科林斯，但当地教会的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保罗离开后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交由提多转达，最终使得科林斯教会屈服悔过。当时身在马其顿的保罗感到如释重负，一方面对此表示欣慰与赦免，一方面为自己的使徒职权辩护，并鼓励科林斯人完成为耶路撒冷教会募捐的善工，故而写作《后书》。

而保罗之所以如此重视科林斯教会，与科林斯的独特战略位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科林斯地峡连接希腊大陆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且可以通过港口前往意大利和小亚细亚，既是南北交通要冲，也是东西贸易中心，具有绝佳地利，科林斯也因此一直是最为富庶发达的古希腊城邦之一。在罗马帝国时期，科林斯成为亚该亚行省的首府，成为希腊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而这样一座古典时代的地中海“大都会”，必然具备密集而多元的人口以及较强的信息传播能力，因此成为保罗超越犹太社群、在异邦人之中传教的必经之地，而保罗在科林斯取得的胜利更标志着基督教在希腊罗马文化中取得的成功，为基督教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科林斯运河，其概念始于古希腊

罗马帝国时期开挖，竣工于19世纪晚期

在纳夫普利翁与米斯特拉斯两地的参观，使我对中世纪希腊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位于斯巴达附近的米斯特拉斯是一座已被遗弃的中世纪古城，存续于13世纪至15世纪，原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法兰克人修建的军事要塞，在巴列奥略王朝复兴并收复失地后一度作为摩里亚亲王国（Despotate of Morea）的行政中心，见证了东罗马帝国的最后辉煌。在Thanasis Mailis教授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米斯特拉斯下城的教堂、修道院与上城的亲王宫殿。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供奉城市主保圣人圣迪米特里奥斯的大都会主教座堂，见证了东罗马末代皇帝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格斯在1449年成为摩里亚亲王的加冕礼。

米斯特拉斯山景

米斯特拉斯的壁画是其灵魂所在。它们跨越13世纪至15世纪，充分反映了东罗马帝国后期的艺术风格转变，而15世纪的巴列奥略王朝晚期壁画已经出现了古典主义的复兴：人物姿态与表情更自然优美，场景的构图更具动感，叙事能力与感染力增强。可以看出，东罗马帝国晚期的绘画与建筑对文艺复兴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对文艺复兴产生重要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勒托（Plethon）也曾在米斯特拉斯执教。在我个人看来，米斯特拉斯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确有些许相似，且后者以前者为灵感来源，但前者因知名度不如后者而被冠以“东罗马的佛罗伦萨”之称，难免令人遗憾。

米斯特拉斯的壁画

米斯特拉斯没有大理石柱和神庙，有的是壁画、修道院、城堡和最后一代罗马皇帝的故事。这里见证了东罗马帝国最后的辉煌与悲壮，隐藏着古典世界与西欧文艺复兴的深刻关联。与之对应地，纳夫普利翁则体现了意大利对希腊的影响。在1389—1540年和1686—1715年，威尼斯共和国先后两次占领纳夫普利翁，称其为“罗马人的那不勒斯”，并在18世纪初修建了帕拉米迪城堡。不仅如此，纳夫普利翁老城的许多建筑、喷泉都带有鲜明的威尼斯风格。无论是走在米斯特拉斯的山间还是纳夫普利翁的街头，都不禁令人感慨：文明的相遇和互动是如此奇妙。

依山临海的纳夫普利翁帕拉米迪城堡

8月15日是我们一行人的返程时间，对当地基督教徒来说却象征着一个意义重大的节日——圣母升天节——即纪念圣母玛利亚在生命终结后身体与灵魂一同被升入天堂的日子。希腊东正教会传统上使用儒略历庆祝圣母升天节（儒略历 8 月 15 日，对应公历 8 月 28 日），不过随着1923年的教会历法改革与1924 年的民用历法改革，希腊人逐渐采用与格里高利历高度相似的新儒略历（两种历法目前日期一致，其差异将在公元2800年产生），因此我们得以在 8 月 15 日目睹当地节日氛围。15日清晨，我在住处附近散步，看到大部分商家都已关门停业，圣歌吟咏之声从教堂内传出，而教堂门口则排起了朝圣的长队，队伍中多为老人，他们姿态虔诚，神情肃穆。

除了古代文明和东正教的印记，雅典也有希腊近代史的缩影。纳夫普利翁原是19世纪希腊独立后的第一个首都，直到来自巴伐利亚的奥托成为希腊首位国王，在争议声中迁都雅典。当时的雅典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镇，但拥有无与伦比的历史和象征意义。国王奥托看中了雅典的象征潜力，旨在复兴古典时代的荣光。在他的统治下，雅典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包括修复古迹、修建新的公共建筑，奠定了现代雅典的基础。我们参观的扎皮翁宫、雅典大学、雅典科学院、国立考古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多建成于这一时期且为新古典主义建筑，既迎合了当时的流行趋势，也契合了本就以古典文明著称的雅典风格。我们还参观了帕纳辛奈克体育场，这里是古雅典人举办泛雅典娜节体育竞赛的场所，也是1896年奥运会和2004年奥运会的部分项目场地。现代每届奥运会前，奥运圣火的交接仪式都在此完成，来自奥林匹亚的圣火被授予当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现代希腊复兴的象征——扎皮翁宫

国立考古博物馆

帕纳辛奈克体育场

站在希腊的古代遗迹与现代建筑之间，我时常想起一个似乎无解却又相当重大的问题：文明究竟是在对抗中成长，还是在交融中延续？或许答案就在雅典卫城石缝间倔强生长的橄榄枝中，在米斯特拉斯修道院斑驳的壁画之下，在科林斯地峡吹拂了千年的海风里。这十天，我们走过的不是一条单纯的游览路线，而是一场关于冲突与和解、神圣与世俗、毁灭与重建的无声课堂。

古希腊文明并不因完美著称，只是它从不回避矛盾。它允许战争与和平共享同一片天空，允许哲学与神谕在同一座山丘上对话。通过这次研学，我认识到真正的文明互鉴并非仅仅是知识的累积或现场的震撼，而是学会在一种特定的文明中读懂全人类的挣扎与辉煌。通过对希腊从古典城邦至拜占庭时期诸多遗址的实地考察，我清晰地观察到一种持续存在的文明建构模式：即冲突与融合作为内在动力，共同塑造了希腊历史的发展轨迹。无论是雅典与斯巴达在政治体制与价值理念上的竞争，还是古典理性思想与基督教神学在晚期古代社会的交接，抑或威尼斯、法兰克、奥斯曼等外部力量与本地拜占庭传统的互动，均表明希腊文明始终处于多元张力之中。

更进一步地，我感到有必要超越“西方起源”的传统叙事范畴去理解希腊文明，还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东地中海网络中进行审视。迈锡尼的狮子门、科林斯的罗马式广场、米斯特拉斯的巴列奥略壁画以及纳夫普利翁的威尼斯堡垒，均成为不同文明层叠与对话的物质见证。它们共同诉说着一个事实：希腊并非静止的考古标本，而是一个在征服、交流与重建中不断重新定义自身的动态文明。因此，希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提醒历史研究者：唯有在长时段与多层次的视野中，才能理解文明的真实进程；也唯有通过比较与互鉴，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与延续性。

愿这希腊“十日谈”所承载的思考与感悟，能长久回响于心，指引我们在历史的镜鉴中更加清醒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