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方塘”杯系列讲座第三场报告在立德楼二层明德空间开讲。社会学院张巍卓副教授以《韦伯与德国宗教社会学》为题，深入解析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内核及其与德国神学传统的关联，揭示其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洞察。

张巍卓老师指出，既往对韦伯宗教社会学的解读存在两大误区。哲学视角将其简化为“现代个体虚无主义生存状态”，忽视了宗教的历史规范性；社会学视角则将其纳入理性化宏大叙事，消解了宗教的超越性，使社会沦为功能协调系统。这两种路径均陷入“世俗化”困境，未能把握韦伯的核心关切——宗教作为超越性规范与现代社会的动态张力。韦伯试图在宗教的个体经验与社会集体性之间建立关联，而非简单割裂或功能化处理。

随后张巍卓老师对比涂尔干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范式，并指出了两种文明传统的根本分野：涂尔干代表法国天主教传统，主张“宗教-社会”一体两面，认为宗教仪轨与集体意识不可分割，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强制性规范。而韦伯基于德国新教背景，提出“宗教-文明-社会”动态关系，新教释放的个体动能与社会集体性存在本质冲突，需通过“文明”中介实现联结，凸显三者间的张力与互动。

张巍卓老师同时也强调，19世纪德国路德教神学的自由化与历史化为韦伯理论奠定了基础。施莱尔马赫将教义学转化为“信仰学说”，强调个体心性培育是共同体伦理的基础，直接影响韦伯“经验先于教义”的命题。历史主义学派推动圣经文本的历史考证，为韦伯“理想类型”方法论奠定了基础。德意志帝国成立后，路德教两次构建宗教社会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里敕尔的“称义与和解”理论被容克地主阶层工具化，陷入保守性困境；特洛尔奇试图从基督教教义自然推导社会伦理，而忽视了现实权力结构的复杂性，韦伯批评其“理想化预设”。

张巍卓老师指出了韦伯对“神义论”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韦伯将传统神义论转化为个体生存体验，强调“受苦的必然性”而非“完美的确证”。犹太教“为何必须受苦”的追问在基督教预定论中极端化，催生现世禁欲主义，形成“受苦-劳动-资本积累-救赎确证”的工具理性链条，推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对比佛教“自业自得”的轮回观，西方理性化呈现独特悖论：最非理性的神学预设生成最具理性特征的社会形态。

张巍卓老师随后谈及了以“利害关心”理论为核心，韦伯是如何阐释了宗教与社会的互动机制的：宗教现象源于特定阶层的物质/观念需求，“救赎财”分配模式决定了文明差异。韦伯定义社会为“依行动意义内涵相互关联的机会”，强调宗教意义赋予对社会生成的核心作用。

互动环节中，张巍卓老师强调，韦伯的理论需结合政治权力与社会结构综合分析，其“自我生成法则”具有文化特异性，需置于具体历史语境理解。韦伯揭示的宗教超越性与社会现实性的张力，为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张巍卓老师呼吁研究韦伯的观念需要超越西方中心视角，在具体历史脉络中把握其动态的关联。

张巍卓老师的讲座层层递进，揭示了韦伯宗教社会学的深层神学脉络，强调其对宗教规范性与社会现实性张力的深刻洞察，并为理解韦伯思想及当代社会理论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文案 | 吴佳琪

摄影 | 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