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田洁：万一在卷外还有风轻云淡的可能呢？
时间：2021-03-23 来源： 浏览量：
在上一期『对话』栏目中，罗骞教授分享了对于“内卷”现象的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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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新的一轮专业学习进入正轨，明德书院学生发展联合会『对话』团队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关键词访谈。本期我们邀请到田洁老师，继续围绕“内卷”话题展开师生谈话。
访谈嘉宾
田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中心讲师。1998-2002就读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专业领域：政治学与行政管理；2002-2005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硕士学位，专业领域：公共伦理学，政治哲学；2005-2012年就读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卑诗大学，UBC）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专业领域：政治哲学，伦理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中心讲师。研究兴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伦理学（道德责任，自由意志）；政治哲学史（霍布斯）。
访谈内容
您是怎么看待内卷的？
我理解的内卷是，人们为了站上评价体系中的巅峰而不惜以牺牲生活的意义为代价的行为。
现实的人都是在社会体系中生活着的。在理想的状况下，人们朝着自己的向度不断前进，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最终个人价值的实现使得整个体系能够更优化。但是因为现实的评价系统内部出现了问题：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每个人都不得不往同一个方向努力，最终导致许多人的努力被浪费掉了。就像GPA本来是一个能够挑选人才的有效的机制，但是如果只论GPA，大家无论适不适合这个评价标准，都被迫往这条路上挤，导致最后一点点的、其实已经没有实际体现学术能力的差别都变得“寸分寸金”、“寸分必争”。
所以说您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其评价制度的单一？
是的，我觉得就是评价制度单一了，然而这个评价制度不仅仅是别人给我们的，我们自己的评价制度其实也非常狭隘。
在这几年和学生接触的经验中，我最担忧的就是当代对于成功的理解，问“什么样的人是成功人士”的时候，答案是非常单一的，就那么几种——外企高管，IT，金融，大学教授。很少有其他对于成功的概念，收入成为了极其核心的评价依据。当然，这并不是在否定这样的价值判断，我想表达的是：当人们只以“收入”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时，的确有些缺乏想象力，GPA亦然。
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社会的价值标准也已经被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我们了，甚至成为了我们的评价依据。我们既外在地被这个标准区分，又内在而不假思索地通过这个标准度量他人和自己。在此情况下，我们又该怎么确知我们想要的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分不清楚。
也的确有这样的人：他们自觉自愿地选择的那种生活方式正好跟社会需要的生活方式重叠在一起。比如过去的清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努力赚钱、积攒社会财富，从而进入天国。而正好资本主义社会还鼓励资本的积累、增殖，鼓励实干、苦干。
虽然严格意义上，宗教信仰也不一定是自己选择的。但他们的确不是因为旁人的压力、不是因为外在的标准而工作——他们心中真的有一个信仰，他们觉得这件事本身有价值。对于这种情况，我觉得问题还算小一点。
我们有的时候分不清楚这是不是自己要的东西。我们不断地奋斗，然后还痛苦。因为我们不确定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只确定这是其他大部分人要的东西。我们为了其他人觉得我们应该要的而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努力。
我年纪大了，我可以说：只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才能帮我们走很久。恐惧确实可以让人干很多事，但是走不远。到最后怕了一辈子，干了所有自己应该干的事儿，却没干想干的事。这真的好惨，这对自己误会太大了。
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评价机制，导致内卷的情况逐渐泛化、失控，使得我们生活在一种恐惧和焦虑当中。而理想地来说，不应该是让人去适应制度，而应该让制度适应人，而只有出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对这个制度进行一番批判。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凭什么执行这个规定”发问：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而“你”又到底是谁？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可以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们可以认为制度本身可以被改变，可以被理解。然而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是觉得那个“你”是无数人无意识当中臣服的东西，甚至有可能是基因的力量、一种自然力量——因为基因要活下去，所以它一定要在群体当中award的那些东西。
事实上，社会历史并没有一个线性进步的规律。历史经常就是换汤不换药地转圈，制度最后反而失去了作为制定者的主体。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只能去思考，作为个人如何去跳出这种轮回。制度的确有好有坏，我们所能做的是，提防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基因或者本能的惯性。提防社会或者提防他人是不大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必须得保持刚刚提到的这个意识，否则就是全面投降了。
田洁老师正在与采访同学交流
那么，在突破单一观念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我们需要哪些努力？
我觉得我们要接受自己可能会是个loser、自己就是做不到一些事情。内卷肯定都会激发恐惧和焦虑：不上大学就会怎么样，不赚钱就会怎么样……虽然恐惧感是合理的。但是让恐惧感一直在主导的生活是很可怕的——如果它成为dominating的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生活就一定会是内卷的。
比如，作为人大出色的学生，按照你理想的人生规划，你31岁、32岁就应该是哪个国内大学的副教授了。不过作为代价，你就一定会在评价机制上消耗你的精力，一些你真正想做的事就不得不作为成本被牺牲。
如果要防止内卷，或者要防止以恐惧为动机一直生活下去的话，我们就要做好准备：“浪费”掉我们的人生的至少一个部分，而且要告诉自己大概什么时候就够了，提醒自己“我固然要牺牲一些生命，不过我也要去试着做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所以如果要突破内卷，从结构的角度大概是行不通的，只能是在个人层面上的突破吗？
结构层面上是很难的。structure具有工具性，它就是把人不当人的。他给出评价体系，就是要工业化。如果你不想被工业量化，不想以它的那个标准变得优秀或者有资源有能力，你就可能活不下去。
结构本身就是鼓励内卷的，它给一个标杆，我们所有人都使劲往上爬就行了。它不管浪费掉了多少人，它只要爬到顶端的那个人。所以，你不能指望权力或者结构给你自由。自由只能自己去寻找。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对“内卷者”的批评呢？
我觉得内卷的内部批评是不可能的。在“内卷”的结构中，“被卷者”是没有资格去指责“内卷者”的。“没有资格去指责他们”的理由是：“被卷者”在参与“内卷”结构的过程中，既认同“内卷者”的观点，但是又做不到像“内卷者”那么“卷”，从而去指责“内卷者”。
那么这样的指责和我们所谓的道德的指责的张力是什么呢？换而言之，为什么我们认为日产生活中道德的指责是可以的（比如指责偷盗行为、杀人行为），但是“被卷者”是没有资格去指责“内卷者”的？
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你跟另外一个小偷在一块儿，他特别能偷，你就是不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指责他，我觉得没有问题。而如果说我也是小偷，只是我偷的没有你多，然后我说你怎么偷这么多呀，这是不行的。
所以说，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我们认不认同他的价值观，认不认同他的理念。一个人认为小偷不道德，因为他完全不认同偷窃，而且自己也没这么做，所以这个人有资格去指责小偷。一个本身在追求内卷的人不能去指责内卷者，因为这个人其实是本质上也认同内卷的理念的，只是他做不到而已。
那谁是有资格去批评“内卷者”的呢？
本身便不认同，也没有接受“内卷”的价值观的人。就好比我们上面所举的例子，你完全不认同偷窃，而且也没这么做，那么你有完全的理由去批评他。而如果你是“有贼心没贼胆”，那么就不具备这一正当性了。
田洁老师正在与采访同学交流
您在国外生活工作了较长的时间，可能对国内外的生活环境有不同的体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您对于内卷有什么感触呢？
我觉得中国的孩子超焦虑。比如有孩子曾经和我说过，他要出国读博；30岁之前回来长驻一个萝卜坑，申请什么优秀青年奖金；35岁之前要做副教授；40岁之前要做教授......可是40岁以后要干什么？好像中国的孩子就是一定要在40岁之前达到巅峰，然后等着退休。40岁，人生才过完一半呢，未来这段时间你要干什么呢？你现在才20岁，你后头的60~80岁要干什么？赶什么赶呢？赶，加上一慌，然后一害怕，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挺可怕的。
最后，从“内卷”这一话题出发，您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些什么呢？
如果让我从冷酷的大脑出发，我会说就“卷吧，别挣扎了，一切都是注定的。不卷活不下去呀，反正生存为王”；但是如果让我从热血一点的灵魂出发（如果我还有的话），那就希望我们在被卷之前用最后的自由意志抽空好好看一眼这世界，万一在卷外还有风轻云淡的可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