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行思·中希文明互鉴研学报告（十四） ｜ 角落的斑痕：去言说静默的历史

时间：2023-08-29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    浏览量：

张宇涵

文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想要涉足西方文史，希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踏上这片土地，旧日之神已然落幕，新的世界筑起了灰白错落的房屋，街边五彩的涂鸦和一幢幢小楼里的人们正在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那些掩埋在土里的遗迹、于博物馆静默的雕像想告诉我们什么？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清末文人志士“睁眼看世界”以来，中国对于这一问题答案的追索就没有停止过。人性与暴力、秩序与纵欲、管制与自由……近代一批知识分子争鸣，建构着自己心中的“希腊”。我也秉着探赜的精神，从希腊研学之旅中追问：希腊能告诉我们什么？

一、当他们讨论希腊时——神话的希腊

古希腊是一个不缺神的地方，此次研学几乎每一天都有神的踪影。第一天雅典卫城中的帕特农神庙与伊瑞克提翁神庙，第二天苏纽海神庙，以及所有遗址、博物馆展品背后都有神话故事。我们自可以从希腊人的思维模式和叙事逻辑来解读希腊神话，这些神的故事离不开希腊的文化根基，背后透露着历史的信息；也可以像结构主义者一样，探索人类初民的神话思维。近代学人也喜欢讨论希腊神话，不过他们一般将希腊神话看作西方古史，用以史为鉴的思路和种族性来解读希腊神话。他们的建构其实也是罗兰·巴特所言的“现代神话”。

将神话故事看作历史的思维模式，并非中国固有。事实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意识地将神话传说与历史区分开来。例如带有颇多巫神遗存的《左传》，于汉代就被王充批评：“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晋代范宁直接指出《左传》的缺点是“失于巫”。中国古代史家一直强调的“实录”精神，其中颇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其事核”，史前时期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自然不能算作历史。清代学术更重考据，无证不信，沈德潜就曾言：“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黄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明确指出史前传说的不可靠。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学者将神话传说看作历史的思维方式，颇受西方影响。

在清末传教士编著的一些报刊、书籍中，随处可见被当作历史故事记述下来的希腊神话。时代较早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有一篇《希腊国史》，用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笔法记述了特洛伊战争。有趣的是，在《希腊国史》的“特洛伊战争”中，所有与神有关的情节都被删去了，特洛伊战争被改写成了典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场景。这种改写实质将西方神话用中国历史叙事模式展现出来，也是为了让清人更好地理解接受。

1858年，艾约瑟于《六合丛谈》上发表文章《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这篇文章明确提到了：“初希腊人作诗歌以叙史事，和马、海修达二人创为之。余子所作，今失传。时当中国姬周中叶，传写无多，均由口授。每临胜会，歌以动人，和马所作诗史，传者二种，一以利亚，凡二十四卷，记希腊列邦攻破特罗呀事；一阿陀塞亚，亦二十四卷，记阿陀苏自海洋归国事。”这便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传说，看作希腊早期的信史。并且艾约瑟还特与中国早期历史进行了比照，他认为早期中国历史没有记载下来，并且他借用了“诗史”这一概念，称：“唐杜甫作诗关系国事，谓之诗史。西国则真有诗史也。”这种观念对近代学人影响很大。鲁迅认为，中国神话“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融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中国神话只在后来的志怪小说中留存下来了斑驳痕迹，而《荷马史诗》则是希腊神话、传说的集结。

鲁迅的这种中希对举是否合理暂且不论，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神话乃“初民之本色”。这便牵涉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什么？鲁迅从自身目睹经历的创痛出发，看到的是国民的劣根性，这也是五四以来建构出来的启蒙救亡话语。但是回溯到五四以前，对待中国的民族性却有另一派声音。早期的梁启超曾颇为自豪地进行中西对比：“泰西虽有希腊梭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贤，然安能及我先秦诸子？”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的根基是优秀的，只是近世以来“举国上才之人，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所以才导致了国家衰微。因此需要回到上古时代。且他在《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志》等史论文章中均提到了，实际上中国和希腊于上古时代有诸多共鸣，学习西方只是借助目前西方还保留的一些希腊传统，从而恢复自己丧失的辉煌。在现代神话里，事物失去了记忆。希腊神话为近代学人提供了历史佐证，他们以“六经注我”的态度，从不同的路径出发，最终却殊途同归，论证西方的优越性，以解释彼时国之落后。

二、公共空间的文学

此次研学我们参观了许多剧场、市集等公共场所。古希腊人辩论演讲，在政治领域，这些地方自然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现在认定的古希腊文学，应该也与当时公共空间生活密切相关。最为典型的就是戏剧。研学所见到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德尔斐剧场等，在当时自然是要进行戏剧表演的，阿提库斯剧场至今仍然承载着部分演出功能。

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的酒神。对于古希腊戏剧的起源，目前普遍看法是其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如吉尔伯特·默雷在《古希腊文学史》中所言：“悲剧产生于艺术的和专业的合唱队歌唱；喜剧则是从村夫俗子在葡萄和谷物收割节日的化装游乐中诞生的。”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悲剧起源于“酒神颂歌队领队的即兴口诵”。戏剧源于祭祀已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亦是如此。作为某种仪式而存在的戏剧本来就属于公共事务。

关于悲剧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一个颇为重要的概念——卡塔西斯（katharsis）。在他看来，观众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会产生怜悯和恐惧的情绪，从而达到内心净化的效果。这便提到了戏剧，特别是悲剧的现场性，以及观演互动的问题。中国古人对于戏曲观演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观看戏曲可以宣泄情感，达到情感的中庸。不过中国古代似乎并没有悲剧传统，今见戏曲叙事大多为“大团圆”结局，也成为了一种中国特色。中国古人所谓看戏宣泄，是宣泄自己的情欲。同样淫秽色情的内容，往往不能在私底下阅读，但是可以在公共场合观看戏剧表演。Ling Hon Lam、Martin W.Huang、I-Hsien Wu等海外汉学家都对这一问题颇感兴趣。总的来说，公共观演与私密阅读产生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公共观演的宣泄性质，使中国古代充满情欲和鄙俗的演出长久存在。

此外，古希腊的剧场和中国古代的剧场是有较大差异的。此次研学所见剧场，均能容纳较多人，并且观演形式为从上而下，中间的舞台在座位的衬托下，显得很渺小。中国古代戏曲的演出形式正好相反。无论是戏楼、戏台、戏园，演员都是在一个相对高的地方演出，并且往往一台戏不能容纳太多观众。这种观演形式的不同，必然使观众的感官体验、演出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或许对于中希演出文化、戏剧创作也会产生影响，这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

三、书写的物质性

7月6日，Stasinos Stavrianeas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古希腊书籍的重要载体是莎草纸。莎草纸是一种源于埃及的书写材料，由纸莎草制成。纸莎草只分布在埃及附近的区域，其茎部颇具韧性，将其剥开放入水中浸泡，然后捞出按照顺序排列，再敲压出水分，便形成了一张可以书写的莎草纸。作为知识的莎草纸于20世纪初已经引入中国。袁桐于《外国历史歌》中有眉批：“拉蜜斯二世死于商南庚八年，时绘画雕刻之事，均兴以莎草皮作纸，作草体书。”

莎草纸于19世纪中后期被考古发现，很快便被引介进入中国，也佐证了近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深度与全面。

7月12日，我们参观了克里特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一张旧纸如何经过淘洗再次清晰可见。

之后，工作人员又在阅览区域向我们展示了出版于1716年的一本希腊语书籍。此书的封皮由羊皮纸制作，比较精美，羊皮纸有防油防水的功效，同时对书籍也起到了保护作用。不过书的封面看起来有一定硬度，应该加入了木质内衬。

书籍的装帧看起来较为牢固，应是一种古软装帧。粘贴在书页上的附页，历经三百余年仍然没有毁损。此书并非西方典籍，里面颇多介绍性的内容与知识，但是或许是欧洲较早进行书籍的管理与修复，较之同时期同类型的中国书籍，其保存较为完好。

上述讨论的事实都揭示了书写的物质性，这是近年来随着书籍史研究才得以逐渐关注到的问题。时至今日，书籍史已经不是一个新生的研究领域。自《印刷书的诞生》以来，相关研究已经蔚然大观。书籍不仅仅是载体，本身也承载着历史记忆。不同物质形态的书籍，制约文化产品的生发与传播，也反映了一些历史信息。对于中国而言，如徐建委师曾经考察中国早期短章文本形成的物质背景，他认为当时的写作情景是古人先将文字写刻于牍版之上，然后再遍连成册，或重新整理并誊抄到简册上。而这也制约了中国古代书籍的规模与容字情况。古希腊长篇史诗的写就，以及今日我们所见哲人间的论辩对话，或许也离不开当时他们面对的书写材料。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生，十足是以“他者”的身份开启希腊研学之旅。除去寻找相同和差异的简单比较，文明互鉴还能如何进一步探索？如何以中国为本位，在中希文明互鉴中探索有意义的问题？虽然研学暂告段落，但是求知不会停止。